巴菲特的真实故事 水门事件令邮报到顶峰(103)

　　对水门事件的报道，为《华盛顿邮报》带来了最辉煌的时刻。对于《华盛顿邮报》来说，水门事件的最初线索是约瑟夫.卡利法诺的一个电话，卡利法诺是当时民主党国家委员会的秘书长。他给公司的管理编辑霍华德.西蒙斯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在水门办公大楼民主党总部被人窃听的事情。
　　1972年7月17日，西蒙斯在接到消息后马上开始着手编辑有关报道。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在360页的《星期日邮报》的头版左上角，以“五人因密谋窃听民主党办公大楼事件而被捕”为题发表了这篇报道。
　　编辑长篇报道的八名记者当中，包括鲍伯.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这两个人是那种对新闻具有独特嗅觉的记者。这意味着追踪调查性新闻报道方式的时代正在初步形成。“咽喉深处”——摘自当时的一部记录片题目——形象地说明了秘密新闻来源在新闻报道中的重要作用。
　　后来也有一些专门报道医疗事件的记者把他们的新闻线索称为“疼痛的喉咙”。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坚持下来。
　　这对于新闻报道来说是一个新的时代，但同时有关社会阶层对新闻媒体进行的攻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如罗伯茨在自己的文章所说的那样：
　　尼克松的磁带录音表明，有关方面对《华盛顿邮报》的打击和报复早在1972年9月15日就已经处于预谋之中。豪德曼和约翰.迪恩在这一天的谈话中，提到了总统针对《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讲话，“他们一定会遇到麻烦……最主要的是，《华盛顿邮报》也许要为这件事情付出代价。他们有一个电视台……不管怎么说他们总需要展期经营吧。”当时豪德曼又补充了一句，“他们还有一个广播电台，”尼克松接着说，“开始广播了吗？重要的是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广播？”约翰.迪恩回答说，“我不知道。在这个领域里，一些没有经营许可的机构一样很活跃。”尼克松说，“他们简直是在捣乱……好吧，我想这场游戏一定很残酷。”
　　1973年1月，联邦通讯委员会首先发难，他们否决了对《华盛顿邮报》公司的两家佛罗里达电视台继续经营的申请。
　　格雷厄姆女士指出，所有这些刁难都是尼克松政府的支持者一手促成的，她在一份声明书中说，这些刁难是“白宫为报复我们报道水门事件而一手打造的，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想打击我们的公司。”
　　然而刁难者断然否认了他们的真实意图。由于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华盛顿邮报》公司虽然保住了自己的电视台，但是公司股票的价格却下跌了近一半。“在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政府的支持者，为我们在佛罗里达州电视台的注册申请制造了很多困难，为了保住电视台的业务，我们不仅支付了大量的经费，我们的股票价格也一落千丈，”格雷厄姆女士说。(《华尔街日报》，2000年3月20日)和以往一样，巴菲特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
　　鲍伯.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继续创作他们的《身陷总统亲信的陷阱之中》。在后来的一部电影中，罗伯特.雷德福德(扮演伍德沃德)、达斯汀.霍夫曼(扮演伯恩斯坦)和贾森.罗巴斯(扮演布拉德利)，使得《华盛顿邮报》名声大噪。
　　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巴菲特也被水门事件所吸引着，并通过报纸和电视紧密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在很久之后的1998年初，《华盛顿邮报》又成为第一个报道莱温斯基事件的报纸，《新闻周刊》的记者麦克尔.伊塞科夫是第一个报道莫尼卡.莱温斯基事件的记者。
　　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熊市、水门事件丑闻和罢工等系列事件，但是巴菲特从来没有出售过《华盛顿邮报》的一张股票。正是由于巴菲特的这种耐心，使他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收获。
　　几十年以来，《华盛顿邮报》一直在同《星报》的竞争中挣扎着前进，但是通过收购《时代先驱》，他们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并且很快就超过了《星报》。1981年，《星报》的停业，使得《华盛顿邮报》实际上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惟一一个处于垄断地位的报纸。
　　对于巴菲特和伯克希尔的股东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因为巴菲特把自己最伟大的理论之一发挥到了极至：具有垄断性质的报纸是能够获得稳定利润的“收费桥梁”，那些广告商要通过这个桥梁就必须为此付费。巴菲特比其他投资者更早掌握了垄断和收费桥梁的概念，因而也比其他投资者获得了更为可观的利润。
　　当广告顾客只有通过一个特定的垄断性收费桥梁，才能满足自己采购需求的时候(他们没有其他途径发布自己的书面信息)，那么，这个只能在城市发挥作用的垄断性广告平台，就可以在财务上获得独一无二的优势。
　　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整个80年代，是《华盛顿邮报》公司飞速发展的时期，但是公司的年会仍然让人无法忍受，媒体公正委员会和其他方面的势力，总是要提出各种各样不合情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目的常常只是为了难为格雷厄姆女士和唐纳德.格雷厄姆)，公司里像艾文利.戴维斯这样惟恐天下不乱的人总，是在会上高谈阔论，而且他们的论调甚至会成为会议的主旋律。
　　你可以去参加《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年会，你在会上也许能听到几个小时的政治辩论，但是对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却可能一无所知。除了《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年会，公司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成功的印记。但是到了1990年，报纸业面临着20年以来最恶劣的广告环境。(摘自《投资圣经：巴菲特的真实故事》 中国与世界500强企业发展研究基金会筹委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