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东奔西跑 我的职业留学生生涯（2）

　　香港才别高手,澳洲又得名师
　　告别香港，告别张教授。我本要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做博士，那里的研究生院的主任Masson教授正好是我在Leuven大学时的老师。他给了我奖学金我却因公务护照没在香港拿到去美签证。我于是去到澳洲MONASH大学黄有光教授和杨小凯博士门下，潜心研究黄有光教授的福利经济学，综观经济学和杨小凯博士的劳动分工和经济组织理论。真道是：香港才别高手，澳洲又得名师。
　　澳洲素有世外桃园之称：蓝天飘着白云，碧海惊起鸥鹭，风吹草低见牛羊，确是一片乐土。墨尔本有世界最宜生活城市之美誉，也有花园城市之称。MONASH大学就位于墨尔本市郊的Clayton，是澳洲目前规模最大的大学，综合评分已排在澳洲最前列。它的经济系在世界排名高居前位，这当然是有了名牌多产的黄有光教授的缘故。这几年又有了杨小凯博士助阵，连续在世界一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如AER，JPE）。MONASH大学经济系现在的排名，也许已经更进一步了。
　　黄有光教授之学术成就，世界知名(名字收入世界前100名经济学家之列)。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更是手首屈一指。我跟随他近四年。他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他平易近人，乐于助人。我刚去时经济困难，他要给我3000澳元私人资助。我有一身力气，当然不能要老师私人的钱。但此事使我极为感佩。
　　他也乐于同学生争论问题，发表什么观点都可以，从不以教师威严压制。虽然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改他那一以贯之的福利为准绳评价好坏优劣的观点。我在香港时，已萌生相对福利的想法：即一个人的福利不是由他自己的绝对效用决定，而是由与他人对比之相对效用决定。我常与有光教授辩论，最后我接受了他的修改：一个人的福利不仅由他的绝对效用决定，而且也由与他人对比的相对效用决定。在小凯的指导下，我把这一思想变为一系列漂亮的数学模型。探讨追求相对福利对经济的效果，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主题。
　　黄教授知识渊博，经济学、数学、哲学、诗词、小说、心理学、生理学、动物学，几乎无所不通。他的经济学理论也充满了创意。他自创的第三优理论和综观经济学，使他获得了80年代不完全竞争下的宏观经济学之微观基础开创者的头衔。在我的观察中，发现他有出奇的化繁为简的本事。一个要用代数解决的问题，他用算术的知识就行了。同一程度和作用的工具，在他手里可以用出异乎寻常的效率来。他的基本功也少有匹敌者。有些名家可以回答经济学前沿的复杂问题，却说不清许多基本甚至常识性的问题，他却极注意基本功的训练。记得我刚来这里，黄教授出题当面考我：请画出需求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解释为什么边际收益曲线在需求曲线的下方。这是考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题目，他却用来考博士研究生，可见他对基本功的重视。他告诉我，以同样的题目，他已考倒几个博士研究生。对比张教授考我的见面礼（教科书中生产函数的毛病在哪里？），可见张教授偏重学生的潜力与创意，而黄教授则更偏重学生的基本功。虽然他们都没有偏废这二者。
　　跟随黄教授四年，最大的收获有两条：如张教授一样，他也给了我一把度量经济世界的尺子。即对一切经济活动的评价，要以福利为准绳。也给了我看问题的一种一以贯之的方法，即追索问题的其所以然和逻辑关系的时候，最后必须要回到这把尺子上来。天下万事万物，以一量之，高低优劣明矣。二是基本功得到了扎实的训练。他对我的要求，从英文错别字到运算公式的符号、标点，无所不及。越小的地方，越抓住不放。我上他的福利经济学和价格理论课时，他让我上讲台"教他"，他则在下面听，提问，质诘难。
　　我也喜欢诗词、哲学。我们经常写诗词，对对联，争哲理。他很喜欢我的一首"中秋怀燕京"，这词写于中秋之夜：眉低友朋影，目举云月斗，去岁一轮分外明，京城君叙旧。雾浓银辉稀，霜重黄花瘦。今又秋月中天时，燕赵泪沾袖。
　　人说祸不单行，我则福常双至。在MONASH大学，我也有幸获得杨小凯博士的指导。他是我的长沙老乡。我十一、二岁时，就常在长沙的大街上见到杨曦光的大名。我在武汉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他在那里当老师。可见世间之奇之巧，一个"缘"字而已。
　　湖南出尽英雄豪杰，无奇不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唯独还没有知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博士为我们湖南填补了这块空白。
　　我在海外已飘落十年有余。见过不少大陆出来留学的人物，也读过他们的文章。在经济学方面，我实在数不出能出小凯其右者。他不仅是经济学家，也是怪才，写得一手好文章，连写小说也不让行家里手。最近斯坦福大学要出版他的一本小说〈狱中精灵〉。而小凯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我估计不出五年，将家（经济学家）喻户〈大学〉晓。
　　当代经济学的数理化趋势已成主流，再好的经济思想，若不能数理化，就很难登大雅之堂。而我们常常遇到两类经济学家：一类是充满了创意，天才与思想，但缺乏使其数理化的技巧，难以把思想转化为正规的经济模型。因而只能停留在描述的阶段，难以纵深探讨下去。另一类是精通经济学、数理化的技巧，但缺乏原生的经济思想与创意。若要成大家，非两者兼备不可。小凯深具这两个条件。他精通数学，不乏原生经济思想与创意。
　　他即将出版的经济学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与黄有光教授合著），以原生的经济思想结合已有的经济学成就，用现代的经济数理重构了整个微观经济学体系。在方法论上，他们突破了边际分析方法，自创了效用比较方法。在研究对象上，他们认为经济学不仅是研究资源分配的优化，更要研究劳动分工、经济组织、交易效率对生产力和福利的效果。在结构上，他们抛弃了新古典从马歇尔开始把生产者与消费者相分离的模式，代之以一经济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模式。这样，从他们的模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组织的演进是由个人决策内生而来。这样，产品种类的增长，公司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城市化的产生等等，都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无疑，小凯是数理化经济思想的高手，不仅数理化自己的经济思想，也数理化别人的经济思想。例如他成功地把张五常教授的交易费用和公司理论数理化为一正规的模型。他数度同我说，张教授在经济思想的深度上早已超越高斯（COASE）。
　　我在小凯这里学到的，主要不是一把度量世界的尺子或观察世界的角度，而是一种制造一把好尺子的方法。对他说来，用什么尺子去度量世界远不如制造尺子的方法重要。可以说，我的经济学的数理建模技巧主要是学自于小凯。例如，最近我把我的相对效用思想与他的劳动分工理论结合，建立了一个及极漂亮的数理模型。成功地描述了人们追求相对效用对劳动分工水平的影响，并发表在JCE上。而我的博士论文，则被全文接受为全美经济学会(AEA)1994 BOSTON年会的一个讨论专题。
　　在MONASH大学，我们也有一个聚餐沙龙，每周一次。一边吃喝，一边讨论。在经济学之外，我们也讨论各种其他问题。如哲学、诗词、方法论、时事局世，文学和音乐等。从这些讨论中，我也从有光和小凯那里获益匪浅。
　　名人荟萃,专家云集
　　在我的留学生活中，还有一件事是使我感到自豪与骄傲，那就是我成功地组织了"中、港、台投资、贸易和经济前景"大型国际讨论会。与会者来自四面八方。来自美国的有前世界银行副行长，著名经济学家ANNEKRUEGER教授提交论文，有中国经济问题专家N.LARDY教授。来自加拿大的有徐滇庆教授，来自台湾的有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台湾《远见》杂志社社长高希均教授。香港有中文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闵建蜀教授和经济系主任廖柏伟教授。大陆有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建章教授，中国投资银行的吕咸林行长，中国风险投资公司的张晓彬董事长，深圳体改委主任徐景安教授，湖南投资银行的国际部经理王健雄先生。澳洲则有黄有光教授，杨小凯博士，原驻中国大使、现为澳洲国立大学的太平洋研究院的ROSSGARNAUT教授及其他中国问题专家。与会者还有来自日本、南朝鲜、德国、新西兰等国家在澳的学者和工商界人士。会议讲座的主题有二：一是中、港、台的三角互动的政治、经济关系。二是这一地区与澳洲之间的投资贸易关系。
　　会议讨论深入广泛，许多文章观点独到，质量一流。这次国际会议也受到广泛的关注，澳洲各大报纸每天连续报导，各广播电台，包括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播出了会议的消息。会议开完后，好评如潮。我们经济系主任FREEBAIRN教授在写给我的祝贺信中这样写道："我知道开成功这样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你面临过多少挑战去解决那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你的热情、远见、想象力和智慧，使会议终于象你希望的那样，一切顺利。"于宗先院长在写给我的祝贺信中写道："以你的身份、处境，竟能成功地举办了如此规模的国际会议，确属不易。更令人钦佩的是，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你圆满地达成了目的。我可以说，很赞赏你的胆识和能力。这次会议的举办，对你而言，是次极有价值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你而言，相当重要。今后处理任何困难问题时，我想你都会将其克服。"高希均教授则说，这样规模和水准的会议，居然由一个学生组织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事。他们的这些评价，使我感佩万分。人生的价值，评价而已。
　　我为此会议准备了一年多时间，从筹款，请名人到具体组织。困难一个接一个。回想起来都有些后怕，怎么就能一个一个地将其克服了呢？我想主要原因就是获得了象于教授、高教授、闵教授、廖教授、国内外的学者和我们大学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会议就不会成功。现在会议论文集也已由我编辑出版。
　　由大陆出来的留学生当国际会议主席，成功地组织大型的国际会议，我算是开了先例。
　　十多年飘零，留学生涯就要结束了。我知道这十多年已使我的人生变得更多姿多彩，也更加难以言喻。抖不落名师雕刻的痕迹，洗不掉欧风美雨的浸染，和着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挚爱，以及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与中国政、商和学术界的深深联系。回首是一片留恋，举目前路茫茫。雄心略带伤感，抱负更沾迷惘。十年不过一瞬，未来才是舞台。我未来的舞台在哪里呢？再过十年，我还能写出一篇类似今天的文章吗？
　　后记：
　　此文写于九二年。在我开始我人生道路的又一十年的时候，我有幸成为澳洲最好几所大学之一的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的经济和商学讲师。并开始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可惜的，我那多年做生意，搞投资的经验，以及与中国政、商和学术界的密切关系与资源，眼看就要被学术竞争所埋没。是惜哉？！抑或悲哉？！
　　当我今天(2000年九月)再读与重修此文时，另一个八年又过去了。再过两年，让我再续写此文更浪漫的下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