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拉纪事

　　为了准备鼓楼区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座谈会的发言，我翻开了尘封已久的老相册，追忆起马尼拉的早年往事，相册中一张菲国旧影把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马尼拉城。
　　父亲身陷日本人的骗局
　　60多年前我出生在菲律宾一个美满的华人家庭。我父亲是《华侨商报》的创办人、总编。常常听到有人把“宣扬正义”、“秉公直言”这样的词和父亲所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从旁人望向父亲的目光中，我知道，父亲是位极受尊重的华侨报人，作为父亲的女儿，我十分骄傲。
　　正当我陶醉在这份骄傲中幸福地成长时，日本军国主义揉碎了我美好的梦。1941年底，日本点燃了太平洋战争的战火，熊熊战火烧到了菲律宾国土，我们所居的马尼拉很快沦陷了。
　　日军一占领马尼拉便宣布给士兵放假3天，所谓放假3天就是放纵士兵到处随意地奸淫烧杀。日本鬼子闯进民居内，抓的都是如花似玉的姑娘和身强力壮的小伙，一时间，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回荡着令人揪心的惨叫，被抓去的人一个也没有回来。
　　就在日本士兵“放假”完的那几天，一个惊诧的消息传来：父亲被日本人带走了。这对我家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父亲怎么会被日本人抓去呢？有人说，日军一到达马尼拉便派出间谍摸清菲律宾侨领名单，假意声称当地的中国华侨必须受到保护，四处搜寻菲律宾各界侨领，将他们集中在一起，其中有文化界、教育界、戏剧界，我父亲于以同是新闻界重要人物，自然位列日军的“黑名单”之上。日本人视这些侨领为眼中钉、肉中刺，却又惧慑于他们强大的号召力，便弄出了这样一出大骗局。
　　过了些日子，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把父亲抓去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逼他承诺：《华侨商报》的内容须为日军服务。父亲平日里训导我们最多的就是“爱国”，他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早已满怀仇恨，自然宁死也不肯附敌投降的。
　　父亲取大义舍小义
　　父亲身陷日军囹圄，母亲天天以泪洗面，我们守在家门口盼着父亲回来。直到3月份，我们以父亲生病的名义将其保释出来，可没几天，父亲在日本人的威逼之下又回去了。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家。
　　许久没见到父亲的音容，想念难耐。父亲平日里对我那番悉心关爱，此时念起，别有一番滋味。在我眼里，父亲是严肃而又充满慈爱的。因我年纪较小，加上体弱多病，父亲对我疼爱有加。而我又是那么娇气的小丫头，整天喜欢粘在父亲身边。父亲工作太忙经常不在家，但只要我看到他便缠住不放，他走到哪里我都爱跟着。父亲也放不下我，时常把我带到他朋友家里去赴宴，我是家里唯一享受如此“殊荣”的孩子。
　　尽管父亲如此宠爱我，但在生活上对我们是一律的严格，他总在空闲时教育我们如何爱国、如何做人，从小我就接受着爱国主义的熏陶。父亲经常会严厉地训导两位哥哥，对我来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永远也没有机会听到父亲的训导，没有机会感受到父亲的爱了。
　　噩耗来得如此突然！一天，一个日本人来到我家，手里拿着父亲的衣物，横着一副狰狞的脸孔说：“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们已经把他送到了日本。”我母亲听完“啊”地一声捂着脸就哭起来，哥哥们呆滞在一旁，那时我才4岁，一脸懵懂，追问之后才终于明白：父亲已经被日本人害死了。刹时我意识到：我深深依恋的父亲再也回不来了！
　　那是烽火连绵、朝不保夕的乱世，这样的消息难以确证，但父亲真的再也没有回家。没有了父亲的家就像大厦没有了支柱——一时间支离破碎了。曾经是全家擎天柱的父亲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把我们“扔”在这动荡不安的乱世，失去了主心骨的一家人在炮火弹雨中挣扎着，生存得愈加艰难。
　　失去了父亲的我们恨透了战争，恨透了草菅人命的日本鬼子。这恨里满含着家仇，也蓄积着国恨。
　　亲历残酷的战争
　　日本人疯狂的杀戮自从踏上马尼拉起就从未停止过。在布满血腥和恐惧的战争环境里，我们苦苦挣扎了近三年，眼看身边的人一个一个惨死在日本鬼子手上，我们总算万分幸运得熬到了抗战胜利的这一天。
　　1945年2月，日本鬼子败局已定，却心存不甘，竟然更加变本加厉，声称要将马尼拉变成一座废墟。
　　日本人疯狂的大屠杀令大部分马尼拉人家破人亡，大片的房屋被炸毁，我们再也不能坐以待毙，此时唯一的活路就是逃难。
　　逃难的恐怖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时我渐渐长大了，在苦难的洗礼下我更加懂事。我们一家8口人，母亲、哥哥、嫂子带着我们几个姐妹，跟着人群没命地跑。子弹就在身后“刷刷”地像风一样飞过，脚下踩着燃烧之后还在发烫的瓦砾，漫天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道。一路的奔跑，身后日本鬼子穷追不舍。那时的我虽年仅8岁，却知道要紧随母亲身边，虽然害怕，但不闹也不吵。
　　突然，身后一声震天的枪响和恐怖的叫嚣：“不许再跑了。”日本鬼子让所有的人停住，男的一队，女的一队，集中在砖墙废墟下。人们都不敢往前跑了。这一瞬间，有个男的猛地从人群中冲出来，就在他冲出的一刹那，一把明晃晃的刺刀向他飞去，那人应声倒下。一个日本士兵恶狠狠地说：“谁敢不听话就跟他一样的下场”，我在一旁吓得浑身发抖。在场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震呆了。
　　大家被带到日军占领的伤兵医院，妇女和儿童集中在一起，全部赶到二楼的过道上，母亲带着嫂子和我们姐妹4人坐在过道的一个角落，我们紧绷的神经依然不敢松弛。
　　没有水更没有食物，我们一直坐在过道上干熬。好多出去取水的人被枪打死。而母亲怕我们渴得受不了，坚持要去取水，她叮嘱嫂子照看我们，便一个人顶着危险冲了下去。又是“砰砰”一阵枪声，我们都特别担心母亲的安危，急得快要哭出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母亲终于回来了，她手捧着一盆水递到我们面前，一股刺鼻的腥味扑面，原来那是给病人洗伤口流下来的污水。这时听到母亲说：“喝吧，孩子们，把命保住。”望着母亲憔悴不堪的面容，我哽咽着抿了一口，再递给妹妹。一连两天两夜我们就靠这些浑浊的水维持生命。
　　带着惊恐后极度的疲惫，我在母亲温暖的怀中沉沉睡去。梦里依稀见到了父亲，他面孔依旧那么慈祥，我拉着他的衣襟要跟着他外出，正要随他出门，隐约间听到母亲在轻声唤我，“快起来，日本人要抓人走。”——原来他们又要抓大姑娘。母亲迅速从行李中抽出我们逃难用的被单，让大姐和嫂子藏在底下扮作行李，她快速从地上沾了些灰土抹在脸上，扯乱头发，弄得憔悴不堪的样子，挨着我和妹妹并排坐在被单上掩护大姐和嫂子。刚刚坐定，几个日本人走过来，揪扯着几个孱弱的妇女，凶狠的目光向我们这边扫视。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大姐和嫂子被他们发现。侥幸的是日本人没有看出被单底下藏着人，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大姐和嫂子万幸之下逃过一劫。
　　熬了一夜，剩下的日军已经全部撤走了。大家从医院里跑出来焦急地寻找自己的亲人，到处都是一派凄凉兮兮的惨状：黎明的晨辉下，无数尸体纵横交错地堆砌在废墟中，地上的鲜血早已凝固，一片血肉模糊。大家全都在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在废墟中分辨尸体。四周有很多人因寻到了亲人的尸体撕心裂肺地痛哭。我们心急如焚，带着近乎绝望的恐惧四处寻找哥哥们。奇迹般的好运又一次眷顾了我们，听到了不远处熟悉的呼喊声，晨辉的照耀下，哥哥正朝我们奔来！一家8个人激动得紧紧抱在一起，多么难得的重逢！经历了这么多生死浩劫，我们一家都能幸运地逃出生天，莫非是父亲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我们？
　　抗战胜利后的一天，从一名当地人口中，我们得到了一条有关父亲的消息：1942年4月15日这天，在偏僻的华侨义山，几个日本士兵举着机关枪将8位侨领赶到山坡上，迅速朝每个人身上射了一枪，人一倒下便推入事先挖好的坑里草草掩埋。
　　当时，他远远地躲在角落里不敢声张，心里暗自记住了每个烈士倒下的地方，等日本士兵一走，就过去作了记号。也许他还不知道：他眼前倒下的8位烈士就是第一批被日本人杀害的爱国华侨。
　　我们和几名侨领家属一起来到华侨义山父亲就义的地方，几经艰难的辨认找到了父亲的遗骨。父亲是菲律宾抗战烈士，领事馆特别开出证明，使我们顺利地把父亲的骨灰盒带回了国。
　　在我心里，父亲永远是慈祥、严肃又和蔼的，他的精神影响了我一辈子。在战乱中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和平的年月里，我学着父亲，时刻书写着“奉献”这两个字。
　　(来源/福建侨报　于苓惠/口述 李璐璐/撰文  于苓惠，现年67岁，菲律宾归侨，现任职于福州市鼓楼区侨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