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岁月

　　总以为过去很纯真，不仅是我，哥哥姐姐甚至母亲父亲都是这样，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成长。
　　今年，姐姐从澳门回来，提出要到我们家曾经住过的三明市宁化泉上华侨农场去看看，这是我们全家回国后的第一落脚地。于是我和母亲陪她回到农场，还有很多从境外来的人也相约而往，到那个曾经生活工作过的闽西北山区。
　　眼前的华侨农场显得有点荒芜，让回来的人感到有一些苍凉，人们静静地望着延绵的山峦，望着横卧在山丘之间的田地，努力地寻找着什么。
　　恍然间，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回到这里，实际他们是在寻求当年的那份纯真……
　　我家在亚奇的冷沙
　　父亲在印尼亚奇的冷沙大街上开了一家食杂店，当哥哥姐姐到棉兰去读高中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和大弟弟就在下午学校没有课的时候到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母亲更没有闲着，开始悄悄在家里为人洗衣服。
　　冷沙是个小小的县城，城里的每家每户都有院子，院子里都有水井，母亲就是在那口水井旁帮人洗衣服，她只帮比较熟悉的人洗衣服，我朦胧地感到，她不想让人知道我们家在为人洗衣服，的确，在当地，华侨很少做这样的工作，我很同情母亲，偶尔我也会蹲在她旁边帮她洗衣服。洗好的衣服晾在院子里，印尼的热风很快就把衣服吹干，晾干后的衣服还得用烫斗熨好。
　　送衣服的活儿全由我做。衣服被包裹在一块白布里，洗净后衣服的香味还是能从包裹布渗出，有时走在路上会忍不住去嗅它，更重要的是，雇主在收到洗好的衣服后总会流露出高兴的样子，随后就将工钱付给我，而我将钱如数交给母亲时，看着母亲把钱收到口袋的样子，我有一种满足感。
　　我上初中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应该全力为家里做些事，于是我就承接姐姐的茶水摊，开始了卖茶水的生意。现在还记得，小县城里卖茶水的总共才两摊，另外一摊在其他的街上，我的茶水摊在大街的拐弯角，每当夜幕降临，我跟着父亲挑着茶水从家里出来，到了大街的拐弯角，架好木板，把两个铁桶放在木炭炉上，一杯杯的王老吉茶水和菊花茶摆在铺好的木板上，并点燃一盏煤油灯照明。
　　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我的生意才好，那时在我的摊位旁摆着很多的水果摊，狂欢的人在吃完水果后，常常都要喝一杯茶水，有时喝茶的人很多，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此时冷沙的大街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乡下人都汇聚到县城，这种带有祭祀性质的活动，使得平日里安静的县城变得热闹和兴奋。
　　当热闹的节日过去后，不仅县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我的茶水摊也回到了孤寂，幸好那盏小油灯陪伴着我，让我在灯下做作业，有时我会从家里带画报去看，那是从中国寄来的《人民画报》。很奇怪，不仅我爱看从中国寄来的画报，全家人都爱看，画报里的每一幅图片都让我们遐想万千，在当地，很多的华侨家里都有《人民画报》，即使像我们这样收入微薄的家庭也不能没有它，这并不是时髦，在有些人眼里，它是一种精神支柱，一种理想和希冀。
　　担心受怕的年代
　　事情到了1966年就变得很糟糕，冷沙仿佛变了天，小小的县城充满着暴力和血腥。那时的华侨如果没有加入当地的国籍，无论是商店还是住家的大门上都会被挂上标记，我们家也无一例外。父亲经常被当局叫去谈话，有时一去就是好几天，全家人每天都提心吊胆。即使是这样，坏消息和不幸的事还是接二连三地降临，最后父亲的杂货店不得不关门，全家人的生活来源彻底被切断了。
　　谁都知道，靠以往的一点积蓄和杂货店的一些存粮维持不了多久，奇怪的是，大家并不会因此变得很沮丧，大家心里纯真地保存着一种希望，觉得遥远的祖国一定会伸出援手，一定会将游子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每到夜晚，幽灵般的人就会聚集在华侨的家门口，他们用语言漫骂，用石块砸屋顶，在墙上涂鸦，一直到天亮后，他们才肯离去。开始他们来骚扰，全家人都吓得抱在一起，时间久了，也觉得他们是一群胆小鬼，他们只敢在天黑才出来，怕的是被人们认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见不得阳光，就如民间所讲的鬼故事一样。
　　当他们的恐吓起不到什么作用后，就招引外地人到华侨家里搜查，随意拿走他们认为“非法”的东西。终于有一天，一群人来到了我家，当时弟弟妹妹还在睡觉，我和母亲坐在外面的房间，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我和母亲都意识到事情要发生了。
　　为了对付可能发生的事，在此之前，家里人就把诸如《人民画报》等一些中国书籍焚烧了，但还留下一本书舍不得烧，这是一本最早发行的《毛泽东全集》，这本书装帧得很美，封面烫金的大字金光闪闪，内页里的毛泽东照片和蔼可亲；大家喜欢这本书，就在于毛泽东是新中国的领袖，新中国的诞生洗去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耻辱，新中国的发展壮大，让身居海外的华侨能挺直腰杆，能扬眉吐气。
　　如何藏好这本书，我想了很久，于是我提出把书缝进我的枕头里。那些来搜查的人果真没有动我的枕头，他们翻箱倒柜了一阵，没有发现他们要的东西，于是气急败坏地拿走了放在桌上的收音机。
　　这本书随后一直和我在一起，一同辗转回到了祖国。
　　纯真的年代纯真的心
　　也是在这一年，我们全家一起被赶进集中营。这座集中营是专门为华侨所建，冷沙县的华侨几乎都被关进这里，这里不同于监狱，关进来的都是整个家庭，因此集中营更像难民营。
　　集中营是用茅草盖的，除了屋顶用茅草覆盖，房子的两侧则是空荡荡的，与其说是草屋不如说是草棚。集中营里有一条小河沟，浑浊的河水是这里唯一的水源，由于集中营没有厕所，污水就直接排入了河沟，加上这里的蚊虫非常的凶猛，很多人因饮用了不卫生的水或被蚊虫叮咬而得了重病。
　　紧接着从棉兰传来了坏消息，棉兰华侨中学的41名学生被捕入狱，其中就有我哥哥姐姐。
　　母亲带着我向集中营请了假，赶到棉兰去见哥哥姐姐。到了棉兰，向我的堂姐询问他们关在哪里，她也不知道。心急如焚的母亲一下懵了，她四处打听，都没结果，最后只得空手而归。
　　这段时间可能就是我和我家最黑暗的日子，我们的生存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不仅被折腾到穷苦潦倒，还有可能被活活饿死。
　　也就在这时，中国政府派出了轮船接我们回国，听到这个消息，全家人都高兴的跳了起来，那时，“祖国”这两个字成了我心目中最神圣的名词，只要一读出它，心里就会有一股暖流涌动，有时还会潸然泪下。
　　那天，全家人来到码头，祖国来接我们的轮船就展现在眼前，我一眼就看到船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顿时我的眼睛模糊了，热泪涌满眼眶，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苦难就要到头了。
　　离轮船还有几米的地方，所有的人还得被搜身。在搜我的时候，我把脸向着轮船的方向，我看到轮船上的人在眺望着我们，我清楚地看见他们的脸庞，他们眉宇之间包含着一种亲人的微笑，好似在告诉我：欢迎回家！
　　走上光华号轮船，我真的就像回到了家，当船员称呼我们为同志的时候，我高兴的叫了起来，尽管我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但我可以感到其中的亲切。
　　船上的年轻人很快就凑到了一起，开始在船上为大家做好事，因为在印尼我们就知道中国有位热心为人民服务的雷锋，更重要的是，从上船的那刻，我就把船上的所有人都当作亲人看待，为亲人做事心情当然很愉快。
　　从广东湛江上岸后，接待人员说，我们可以在湛江游玩一天，当我们走在大街上时，看到有一处工地在施工，于是我们也走进工地，要求“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哥哥姐姐和他们的同学则被当作英雄请到了北京，受到中国政府总理的接见。他们在北京表示：“他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于是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都安置在福建三明的宁化泉上华侨农场，我因此也在这艰苦的地方生活了多年，至今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
　　如今我已是当外婆的人，但我永远记着那纯真的岁月！
　　（来源：福建侨报  钟新莲／口述　林小宇／撰文  钟新莲，女，现年55岁，现任职于福州马尾港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