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

    提起李大钊，人们首先想起的也许是：一位共产党早期领袖，一位为其所信仰的主义献身的烈士，还会想起他手书的那副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正是他一生业绩的写照。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几个人物，之所以至今仍被人们怀念，就因为他们有主义，有理想，有勇气，有责任感，至少是有学问，他们都应时代的需要产生———那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都是立体的人，丰富的个性存在，无论大小轻重，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往往有一个悖论：同时代人离他太近，虽与他接触多，但因为各种原因反而不能公正评价；后世人虽可能较为客观，但缺乏实际接触，又免不了有些隔膜。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有了这两方面的条件：既可以看他的生平材料和同时代人的回忆文字，也可以用历史的眼光评价他一生的业绩。
    “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个大家中，鲁迅后来名声更显著一些。恰好，因为最近文坛上有人批评鲁迅性格多疑，待人刻薄，树敌甚多，我就又把鲁迅回忆和评价他人的文章找出来看了一遍。里面就有一篇写李大钊的。
    我对鲁迅这类文字印象比较深的一处，是他对新文化运动两位主帅陈独秀和胡适的比较。他说，如果把韬略比作一间仓库，陈是在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可是门却开着，里面多少把刀枪一目了然；而胡则大门紧闭，门上粘一个小纸条，写着：“内无武器，请勿疑虑。”一个率直，一个有城府，性格跃然纸上。又如，说刘半农，承认他比较地浅，但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如果一条溪里装的是烂泥，当然一时就看不出深浅来，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倒不如浅一点的好。鲁迅颂扬早期的刘半农，而不满于他晚年的状态。实事求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是评论人事的回忆文字的典范。鲁迅对《新青年》同仁们的评价自然不一定每篇都准确无误，但很值得我们参考。
    李大钊给鲁迅的印象是：诚实，谦和，儒雅和朴质。但鲁迅在给李大钊的遗文写的序言中，却回避了对其文章做直接的评价，说：“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鲁迅指出，虽然他的理论在过一段时间后看来未必精当，但“他的遗文却将永驻，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这评价使我有了这样的联想：李大钊的历史贡献可以同章太炎相比拟。
    如果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那么，李大钊就是一方面的大将，正如同鲁迅是文学方面的大将（或者说旗手），李大钊是理论思想方面的播火者。他后来和陈独秀一起（南陈北李）成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理论家。这有点类似于孙中山和章太炎对国民革命的贡献。须知文学革命只是新文化运动的引子，思想革命才是它的指归。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致力于思想革命，其著作中政论最为有名，《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等，介绍西方进步思想，鼓舞了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他其实是很有文采的，那篇著名的《青春》文采华赡而富于激情，高唱“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读起来令人回肠荡气。他也写了不少诗文。但在文学创作方面他没有像鲁迅那样继续发展，而是忙于政论文的写作和实际的斗争了。
    鲁迅评价章太炎，特别推崇其革命精神。对编其文集时把以前见于报刊的斗争文字删除，表示不满，说：“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
    对李大钊其人其文也应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