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的补考生涯

    临师四年，母校给予了我成长的空间，给予了我太多的宽容，尽管她并不完美，甚至还有很多的缺憾和暇渍，甚至在学校的几年里我曾无数次的痛恨过她，诅咒过她：痛恨她在学生干部制度上的不平等，痛恨她的势利，痛恨她食堂的饭菜质量，痛恨她课堂上的照本宣科敷衍应付……然而毕业几年后，当我重新审视她给我的一切，心中已豁然开朗，剩下的唯有感激，还有祝愿。
    临师给我留下了很多惨痛的记忆，无数次的补考与重修，甚至在深圳工作的几年里，我也多次在睡梦中因梦到自己再次补考而被吓醒；临师让我三年的专科读了四年，让我的毕业档案里记上了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让我在即将担任校学生会宣传部长时被”有关领导“人为地涮了下来，也让我受到了无数次的批评，受到了无数次的投诉与举报……
    临师也给予了很多无私的支持，无数个善良正直的老师在我危难时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手：感谢李殿勇老师在我即将被开除的时候“发现”了我并把危难的我“死马当着活马医”极力相助，感谢谢亚非和李伟老师慧眼识才，毅然鼎力拉我于危难之间救我于“不死”，感谢魏元栋老师在团委和社团工作上给予我的众多帮助和袒护，容忍我的“老搞事也老惹祸”的“难缠”，感谢数学系我的辅导员辛沂老师和中文系原团总支书记李桂奎老师的宽容和偏爱，一次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多次将我“放马归山”不忍相羁……没有一个个恩师的及时出手相助，我的临师之路将会走得更加艰难，或许我早被开除了N次，根本走不到今天。
    最大的仁慈莫过于宽容，最大的“识才”莫过于给他空间，育人于润无声处，临师给了我最大的宽容，也给了我一生受之不尽，感激不尽的财富。
    在校几年间，我惹了无数次的祸，以至于学校的老师都“怕”了我，一位系里的领导曾给我说，“刘建永，你不惹事就是最大的好事”。一次由于在网站上发布胡编乱造的小新闻被学校领导看到而大发雷霆，时任中文系团总支书记的李桂奎得知消息赶紧让我偷偷删去，才不了了之。为了鼓励我多写作品，院团委魏元栋老师在院报上发表新闻作品总是悄悄在他的名字后面一同署上我名字。为了给文学社提供更多的便利，时在院团委工作的高纪平老师破例批准先给我在学校里挂了两个信箱，也是当时唯一的学生信箱……一个个细节，多年以后或许这些老师们都已忘记，而学生却永远记在心里。
    多年以后，再次回忆起这些细节和小故事，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总会悄悄荡起一股春天的暖意！
    在深圳几年间，无论是穷困潦倒还是“平步青云”，我无时无刻都不在怀念着校园的日子，怀念起那曾经的时光，即使是曾经的创伤和隐痛，或是含情脉脉的温情，都在恩怨过后，归于淡然，风云依旧飘扬于天际，临师也总是让我在一个个心潮澎湃的日子平静地想起她，记着她。经常去学校的网站或者论坛转悠，不发言，只是静静地看，看小师妹小师弟们在上面发牢骚，骂娘，或者享受校园时光的美好，就象几年前的我。也想对这些年轻的校友们说些什么，然而千言万语，又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无数次地来，又无数次地走，临师就这样让我魂牵梦绕，我的母校，毕业几年之后，才知道对你的爱是那么的深沉。
    严格的说，我不是一个好学生，甚至不严格地说，我仍然不是一个好学生，我想，和我同一年份的校友很少有人说我是好学生，说是好学生的，那他肯定也和我一样不是好学生。在这里，好学生的概念以“遵守纪律老老实实上课学习”为标准。
    用一个不甚恰当的玩笑比喻，我逃的课或许比你上过的课还多，1998年9月我考入临沂师范学院数学系（三年制专科），2000年5月省教委特批我转入临沂师范学院中文系（还是三年制专科），2002年7月我正式毕业（中文系专科毕业证），三年的专科共读了四年。而四年的时间估计我真正上过的课只有两年，一半的时间都被我逃掉了。幸运的是，我竟然没有被开除，仅仅只是背了一个因严重旷课而受的严重警告处分，对我来说，处分并不重，甚至看到那个处分时，我还在得意地窃笑。
    顺利毕业的原因一个是学校各级领导的宽容之量，爱才惜才之心，另外一个原因是很多老师对我的逃课情况也不是知道的那么具体和清楚，这其中也有很多同学帮我“打掩护”的因素存在，各方面的因素一综合，我“蒙混”了过来，直到毕业。
    因此说，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这一点校友们不要学我，学我会“出偏”，搞不好可能就被学校开除了，风险太大，而且我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学校多蹲了一年，也多交了一年学费，当然又多交了一年的补考费和重修费，在学校外面挣的那些钱都交给了学校。
    我在学校几乎每天都在逃课，98年刚入学的第一学期还算老实，大考还差一点儿拿了奖学金。其实高考时我的数学成绩恐怕在全系也是少有的几个高分，在高中我学的是理科，数学是最差，英语是最好，然而98年高考时最好的英语考得最差，最差的数学竟然考得最好，听说数学系专升本成功率高，就报了数学系，（然而四年最终也没有插上本，2002年努力过一次最终也因准备仓促而失败）我并不太适合学理科，如果是文科，或许高考会考得很出色，当然只是或许，没有尝试过，只好如此比喻了。
    就这样来到数学系，到了第二学期，就开始逃课，从一节两节，到一天两天，再到一月两月，逃课越来越疯狂，同学戏称我是“神仙”，难得见一面。到后来完全成了“逃圣”，连续两个月、三个月地不到学校上课。刚开始也只是逃那些乏味的课和照本宣科的课，后来不管什么课一概都逃，点名时让同学帮我喊到，后来干脆连找人替喊都免了，光脚丫不怕玻璃扎——典型的拼命三郎不怕死的角色。
    同宿舍的老大跟其它同学“盛赞”我，“刘建永这孩子能成大事，有胆！” （当然也是“傻大胆”，要不然怎么也要抽点时间突击个及格了）
    考试自然一塌糊涂，考试前很多老师一般会划划范围，其它逃课的同学临考前还突击一下范围，能混个及格，而我只是在考试前一两个小时才会找来同学的笔记临时突击一下，突击之前课本还有十成新，碰都没碰过，（现在都搞不明白那时怎么那么大的胆量）所以经常补考，重修，全校经常有一些补考重修的同学，我是其中的“大户”，也经常和那些补考的“小户”坐在同一考场补考，补考得太频繁，以至和音乐系的几个“补考壮元”混了个脸熟，见面还打个招呼。
    应该承认我们的大学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教材问题，专业设置问题，教职工职称评比问题等等，问题很多，也是全国性的，不仅临师独有。
    在临师几年里，我主观上并不想成为一个反抗现行教育体制的“革命者”，但客观上我却被形势逼上了这条道路，（要不然就要被开除，逼上梁山，不干也得干）所幸的是，在这一条关乎命运的赌注上，我押对了宝——慧眼识才的学院领导特事特办，专门召开院长办公会，将我转了系，并上报省教委批准，跨文理系统从数学系转入中文系，是学校建校四十多年来的纪录，我开了“先例”，也成了一些同学眼中的“英雄”，这也是我今后成为大家关注对象的一个原因吧。
    那时我对学院领导不认识，也不了解，但从我转系这件事上，我认识到学院领导拥有着开明的办学思路，只是不为大家所知晓，而后来我逐渐接触了学院很多部门的领导和老师，发现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从事一份普通的工作，但都有着宽容、善良、正义、热心的一面，只是工作的刚性使其隐藏起来日常不为人所展示，因此，可以想象，关于学生们的很多误解、流言甚至师生之间矛盾的对抗和激化，很多问题都是由于互相不了解、沟通渠道不畅通、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2000年，由于我补考重修门数过多，超过了被学校勒令退学的界限，（以学生手册为据）那时我开始了正式转系的过程，从数学系转入中文系，爱好和特长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转系将会被开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两个因素合起来，我“拼”上了。（转系的细节和周折不在叙述）而最终也成功转了过去。
    那时我知道很多理科的同学都喜欢写作，很多人也和我一样梦寐以求想转到中文系，但都没有成功，其中也不乏一些“飞蛾扑火”似的个人悲剧，我只是那么多学生中的唯一的一个成功范例，然而也为此付出了多读一年的代价。我想，如果教育体制中关于专业的问题，如果那时更有弹性一些，让学生能有机会发挥其所长的话，应该会有很多学生都能如愿以偿，学自己喜欢的专业，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这也牵扯到高中的文理分科和高考这个体制的问题，都是老生常谈，在这里也不再多说了。
    其实，进了中文系后，我依旧逃课，依旧不断的补考，以至于教务处的李殿勇老师实在看不过去受不了了，就专门把我找去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地谈话，说你在数学系常补考也就算了，怎么跑到中文系也老补考？然后问我，我上的课你逃过吗？我听得头直冒汗，后来回去一查才知道他压根从来不给我们班上课。（只是给其他两个班级上课）
    后来我有所收敛，最后一年与以前相比老实了不少。
    说了很多都是关于我经常逃课的事情，那么我的时间都用在了那里，都做了些什么？
    应该说明的是，尽管我疯狂逃课，但我并没有把一丁点的时间用在睡懒觉、打牌、闲聊、消磨时间上，在临沂师范学院的四年，我从来没有打过一次牌，也没有抽过一次烟，甚至很少午睡，早晨起床也很早，晚上睡得也晚，双休日休息的时候很少……因此我所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充足，四年间我用这些时间做了创办了两家社团，创办了两份报纸，创办了一家校园记者站，竞聘了校报记者，校电视台记者，校团委宣传干事，同时在校外兼了十多家报社的兼职记者，在四家企业担任全职中高层领导职务（一临沂十大民营企业集团办公室主任秘书，一全国著名的3000多人的大型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部总监，一小型IT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一小型咨讯公司的总经理），2000和2001年暑假我还自己找到临沂日报社自荐做了一个多月的实习生，参与出版了一部丛书，自费参加了新闻函授学习，自学了计算机网页设计、动画设计等，自学了企业管理专业……
    做那民营集团的秘书时我21岁，做那大型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部总监时我22岁，（下属四个工厂，3000多名工人，100多名中高层，他们年龄大多在30--40岁之间，我是最年轻的一位高层）。1999年临沂人民广播电台给我做了一次采访，随后1999年底我加入临沂市作家协会。
    为了做好企业管理工作，我经常到校图书馆去查阅相关图书，做的笔记心得都有几本：为了做好兼职记者工作，我买了几本新闻专业的书，被圈注和批点的地方密密麻麻，我还将一本比毛泽东选集还厚的写作技法大辞典翻得透烂，由于经常翻，那书页的装祯都散了……
    做了那么多事情，不逃课哪里有时间，所以我开始夜以继日的疯狂逃课，逃到最后都忘记了自己还是一名学生。学校成了我睡觉的地方，晚上很晚偶尔才回学校睡觉，早晨很早爬起来骑自行车去学校，后来干脆搬到单位宿舍，连睡觉都不回学校了。
    那几年间，我跑遍了学校的每一座教学楼，几乎每一间教室（社团工作的缘故），也跑遍了临沂市区，写过也发表了大量作品，结识了社会上大量形形色色的人；中午很少午睡，每天都在跑，很少停下来，所以那几年我留给同学们的印象大都是，风风火火的跑来跑去，似乎总有干不完的事，跟神经病一样，机器似的玩命干。 2005年，深圳人民广播电台给我做专访时，主持人说，其实你的经历一点也不比那些校园时代大红大紫的创业者差，对此，我只有苦笑两声而已，作为临沂师范学院的另类“不误正业”的学生，那几年，我因此所经受的批判已让我饱受其苦。争议至今仍然难以消除，即使很多媒体在为我大声喊好。
    记得98年刚入学校，第一次去院团委申请注册社团时，在学院团委门口我站了有四五分钟，一直不敢进，最后看见有人过来才硬着头皮向里闯，那时我不过是个胆子小的毛头小伙子。
    成立社团后，第一次开会员大会，我上台讲话，一上台就紧张，以致说了半天苍山方言，下面的同学都听不懂，也不知自己在说些什么。会后同学问我，你的手怎么老哆嗦？
    事过境迁，现在已今非昔比，但现在总能想起自己的无数个“第一次”，有点可笑，有点滑稽，但是正是临沂师范学院给了我无数个“第一次”的机会，让我经历了历次的磨练之后，一如曾经走过母校的学长一样，变得逐渐成熟，老练起来。
    虽然在临师上了四年学，但几乎从来没有感受到校园时光的美好，我过的是苦行僧的日子，没有享受到象牙塔的闲暇和适意。四年，弹指一辉间，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成为一个过早老练的“老油条”，当毕业时的同学们还在为工作发愁时，我手里却有几家单位等着我去签约，但是，临沂已经不能再给予我更高的天空，要飞，就要飞到更远更高的地方去，毕业的第二天我就跑去了深圳。尽管下了深圳火车站手里只剩下600多元钱，但年轻的自信和激情激荡着我，让我意气风发，一往无前。
    很多校友都想知道我在深圳的历程，也想了解我在校园时代怎么以不过20出头的年龄在如此众多的媒体和企业担任到中高层的职位，具体可能一言两言说不清，关于我在深圳的工作经历，我会在一个有所，且在一个恰当的时候为自己写一部自传，详细介绍。关于后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能做到而你做不到的最大区别在于，我比你更勤奋，我比你更能经受着打击和挫折，在无数次的拒绝之后我坚持了下来直到成功。
    在深圳很多更毕业的大学生几个月甚至半年找不到工作的很多，由于弹尽粮绝而被迫睡桥洞、睡草屏的并不鲜见，也有很多坚持不到最后而放弃，选择回家离开深圳。深圳很迷人，也很残酷。在这里需要的不仅是梦想和激情，还有意志力、坚忍、勤奋、最基本的生存技巧……不要相信现代社会饿不死人，一切*自己，奋斗才是硬道理，当然在其它地方也是如此。
    在深圳我挺过了最苦的日子,举目无亲,穷困潦倒.刚到深圳的第一年我多次走到弹尽粮绝的境地，有一次竟然是连续两天没钱吃饭，为了省钱每天只喝一顿稀饭，饿得头晕眼花，谁又能想到在2003年初的深圳，一个临沂师范学院的学生竟然差一点儿饿死在那里呢？
    尽管现在的我一个月的收入是内地同学十个月工资总和，尽管我坐着很高的职位，有着一定的小名气，然而这一切都建立我不停奋斗，不断学习的基础上，我对自己的每一个发展和进步负责，对自己建立的每一个目标都会脚踏实地努力，然后实现它。梦想离我还很遥远，离真正的成功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一如既往，我没有荒废自己，一直，过去，也包括现在……
    在母校四年里，我是个有着众多争议的学生，即使到现在也仍然如此，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但实际上，我仍然是一个好学生，只不过，我把逃课的时间都转移到了我的兴趣上，我的特长上，从毕业后的工作经历也能看到，但凡有点成就的闪光点都和校园时代有所关联。
    临沂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采访我时送了我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经营你的长处，可以让你的人生增值，经营你的短处，可以让你的人生贬值。”，四年的校园生活，我只能算是成功找到并经营了自己长处的那个孩子。尤其，各种要素在我一个人身上表现的比较明显，比较强烈而已，而已。
    我并不赞同校友们过份逃课，同时也不暂时死读书的不逃课，照本宣科的课逃一逃也无妨，只是，别搞到自己不及格，尤其，要注意利用自己所逃出来的时间，把它利用到你的专长和志趣上。
    我在校园第二课外活动也占用了我很多时间，比如社团活动，那是我的兴趣所在，其实刚开始我是很想进学生会的。2004年香港凤凰卫视在一次节目中专程说到这个问题，经过调查，一般大学里的学生会干部毕业后普遍生活的不如意，在人际关系上处理的都很糟糕，(当然也应该有很多例外的情况) 其实，对校园的学生会来说，那种锻炼并不是锻炼，反而对思维和成长是个致命的限制，有时候学生会干部甚至沦落到学校免费杂工的角色。因此没有做上“学生干部”的不做也罢，而做上学生会干部那就要注意在其它方面锻炼自己，以免走入误区。
    如果想锻炼能力，社团应该是个最佳的场所。
    每个人选择的人生道路都不同，不可能千篇一律，也有的同学通过读书读了研，上了博，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也未尝不可，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来。
    我只是想说，学习不好，不代表你未来不行，学习好也不代表未来能行，成功与学习好坏没有必然联系。同时，成功只在个人，不在专业，也不在学校。
    只要有心，而且不断地努力，无论大成还是小成，总能有所成。
    走过很多弯路，也做过不少错误的事情，然而那青涩的记忆都成了褪色墙壁上的一块抹不去的斑痕，尽管依稀可见，但岁月流逝，一切不再，唯与风笑尔。
    曾经我很想进入校学生会，也曾经有一次机会擦肩而过；曾经很想专升本，但毕业前的最后一次也仍然功败垂成；也曾经我很想静下来好好享受一下校园的美好，然而不安分的心总是促使着我从一个目标跳往另一个目标，永不得停息。过去与将来，永远都没有终点，只有驿站，依旧在行走，然而走累的时候，停顿的时候，想起母校，给自己一些感动，一些动力。
    曾经走过，路过，母校已经溶入了记忆，成为一道永恒的风景。母校给予了我太多的东西，也让我失去过太多的东西，但最终也让我走出了自己。感恩母校，不仅那是一种校园情结，一个永不褪色的梦和记忆，也为了将来，有了过去的积淀，未来会更美好。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校临师和亲爱的校友们
    一晃毕业已经三年，再一次回首曾经四年的临沂师范学院校园生活，感觉，仿佛就在昨天，但又远如隔世。《临沂师院报》发出我的个人报道后，校友们给我联系的陆陆续续、接连不断，和我探讨有关个人发展与如何度过校园生活的一些问题，校友们的信任让我十分感激，也被他们孜孜以求的向上精神所感动，几年前的我何曾又不象他们一样？
    尽管今天的我离成功的道路还很遥远，但或许我的一些经历，曾经和校友们走过同样的路的痕迹，成与败、得与失，能对校友们有所启发，如若能起到半点抛砖引玉的作用，那也将不枉此文。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校——临沂师范学院，献给曾给予过我无私帮助的学院党委书记徐同文、副院长谢亚非、国际交流学院院长李伟、外国语学院院长江兆林、生命科学学院党总支书记高纪平，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洪杰、副教授唐景华，教务处招生办公室主任李殿勇、数学系分团委书记辛沂、院团委副书记孙令民、团委宣传部副部长魏元栋，人事处处长李琳、文学院教授李桂奎……以及所有曾经指导、帮助过我的老师们。
    也谨献给曾经与我一同成长，支持我，关注我的所有同学和校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