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人物英雄的事业

    英雄人物与文学具有不解之缘。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叙述的便是英雄人物与英雄的事业。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英雄的故事同样也是叙事的中心，英雄的叱咤风云，英雄的忠诚肝胆，英雄的超人的意志和非凡人所能体验的牺牲精神，这些特征都注定了文学中的英雄人物对世界具有超过常人的控制能力以及控制自我的能力。在审美领域中，英雄人物的身上的正义、崇高、勇敢、无私的品质被高度地突出了，同时，英雄们的生活从不拖泥带水，更不蝇营狗苟，在是非分明的境地里，英雄们总是依靠鲜明的判断，果决的行为赢得大声喝彩。
     正是文学中英雄人物的存在，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奇迹和成功的渴望和幻想，也鼓舞了人们继续前行的勇气。文学中的英雄人物，常常成为时代的偶像，或某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不管是凭恃智慧或是依靠武力，都要比常人高出一筹，英雄的所作所为所思，往往大大地超越常人所能达到的“境界”。英雄在许多时候，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神性”，英雄的思维更是凡人的逻辑无法企及、无法追逐，英雄掀起的情感波澜也总是比凡人更广阔或更深沉。英雄还总是与大起大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不屑于在凡夫俗子的琐碎生活中消耗自己的生命，英雄的独立特行或大刀阔斧总能在某一方面表现出神奇的力量。所以，英雄人物，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例外的人，是超于“平均数”的人。同时，英雄人物往往还承载某种新兴力量的价值观念，用其突出的形象表达新兴力量的价值诉求和观念变更。因此，在20世纪的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席卷中国大地之后，呼唤新的英雄人物呼唤新的英雄美学观念，形成了一次关于英雄人物审美观念的革命。
     当时，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官员丁玲在一篇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的文章中，便义正词严地对旧的美学趣味发出声讨：
     中国的文艺，不正是抛弃了那个徘徊惆怅于个人情感的小圈子么？抛弃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孤独绝望，一些少爷小姐，莫名其妙的，因恋爱不自由而起的对家庭的不满与烦闷么？不是已经跨过了恋爱与革命的矛盾为主题，和缺乏生活实际与斗争实际的，由想像出来的工人罢工或农民起义的作品的时代么？……战斗的时代，新生的时代，由于文艺工作者思想的进步，与广大群众有了联系，因此新的人物，新的生活，新的矛盾，新的胜利，也就是新的主题不断地涌现于新的作品中，这正是使我们觉得不单调，不枯燥，这正是新的作品的特点，这正是高过于过去作品的地方。
     如此多的“新”，表达了当时主流文艺工作者对创造新的美学趣味的高度热情，同时在这诸多“新”的背后，便是在用言语反复确立新的美学观新的英雄观的合理性。
     1952年5月到12月，《文艺报》开辟了“关于创作新英雄人物的讨论”的专栏。主要讨论创造英雄形象的两个问题：一、要不要写英雄人物“落后到转变”的过程，二、是否必须写英雄人物的“缺点”。这场讨论，实际上是一次关于如何阐释“英雄人物”的一次论争，或者说，到底什么是“英雄人物”，英雄人物应该是什么类型的人物，在当时，并没有有一个完全统一的认识。在提倡写工农兵英雄的时代里，批评家们对英雄人物的不同见解，联系着他们对新中国文艺的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想象。所谓文艺作品要不要写英雄人物“落后到转变”的过程，在我们今天看来无法成为一个问题，而在当时，能够成为一个正儿八经展开的争论的问题，这是因为新的英雄人物要有全新的面貌，新的英雄人物，不但要成为政治的楷模，还要成为新的道德伦理的偶像，这样的人物如果与“落后”“缺点”这些叙事因素沾边，那么，就意味着新的英雄人物是脱胎于旧的社会系统，可以从旧的人物关系旧的思想泥沼中孕育而出。所以，所谓要不要写“从落后到转变”，要不要写缺点，其背后是两种英雄观念在起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以“落后到转变”模式写英雄这也是一种新的公式主义：“我认为可以写英雄的某些缺点，可以写他的成长和进步，写他的觉悟过程……”“但是，是否任何形式的作品中，对任何英雄人物都要来这么一套呢？” “我们应该努力创造完整的英雄形象，不一定要把英雄都写成思想、行动上矛盾百出的人物。” 这种观点认为英雄是引领时代的人，是指示时代前进方向的人物，许多“钢铁战士”的形象并没有什么落后面，照样是感人至深的。一种观点认为英雄人物从群众中而来，英雄是活生生的人，英雄不可避免地具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很多英雄往往也需要一个觉悟过程，如果对英雄的缺点的描写进行限制，那么，“作者拿到一个题材，就可能感到：不写嘛，不符合现实，不能完成主题任务：写了，有怕你说‘不必’。这就给作者提出了难题。” 这些关于英雄形象的争论，所谓“现实”，其实并不是其最终的论说依据，因为“现实”中的英雄有的缺点明显，有的确实是“完整”的，关键在于，如果英雄人物被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是某种“正确”的政治甚至政策观念的形象的载体的时候，那么，政治和政策的权威性便和英雄形象的权威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英雄形象如果存在着瑕疵，那么，英雄人物所信仰的政治理念便也有可能存在着缺点。所以，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英雄人物的形象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断“钢铁化”的一个过程，所谓英雄的“钢铁化”，是指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变越来越无私欲，性格越来越坚强，在困难和危险面前英雄的把握和气魄也越来越大，英雄中“神性”的一面被无限地放大了。1953年，周扬在一篇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以这种人物去做人民的榜样，以这种积极的、先进的力量去和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的和落后的事物作斗争”，是“文艺创作的最崇高任务”。“决不可以把在作品中表现反面人物和表现正面人物两者放在同等的地位，”关于要不要写英雄人物从落后到转变的过程，周扬说：“在我们的作品中可以并且需要描写落后人物被改造的过程，但不可以把这看为英雄成长的典型的过程。”他还说：“我们的作家为了要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并且必要的。我们的现实主义者必须同时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 这就便以文艺政策的名义，将英雄人物的书写制度化，成为当时文学生产中的一个不容置疑的英雄人物的创作方式。所以，在50年代的一些作品中，刻画英雄人物，还会出现所谓英雄人物“一分钟动摇”的描写，英雄在困难和危险面前还可能存在着犹豫和迟疑，到了70年代，在样板戏为主流的文艺作品中，英雄成为藐视并克服一切困难和危险的人物，人物形象越来越纯粹化和简单化，与现实经验中的人物距离也越来越大，成为高度“扁平化”的“高、大、全”人物。尽管在这个历史时期，也曾经出现过巴人这样的理论家，他说：“我喜欢看批判的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但我不大喜欢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些作品，觉得其中的英雄人物，可望不可即。”他希望创造这样的英雄人物：既“赋有阶级战士的刚强、勇敢和坚毅”，有“具有不同的那人类本性的弱点和缺点”。并主张要写出英雄人物“与其他阶级的杂质相搀和着的复杂的思想感情。” 但是，类似巴人的论调在当时只是一时间的理论反弹，从50到70年代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英雄作为一种权威意识形态的直接形象载体，已经逐步丧失其表现英雄人物所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和个性化已经不再是那个时代的审美要求，英雄人物的刚强、忠诚、仇恨、无畏等情感特征被单向度地无限扩展，英雄的声音也成了当时的权威意识形态最直接的传声筒。
     我们知道，英雄形象往往有点“偏执”，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偏执”就没有构造不了英雄，这是因为，作为英雄，他总要表现出不同于普通人的“超常”的一面，写英雄的文学作品更是常常将英雄的超常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这种“偏执”，当然可以与英雄对对某种权威理念的信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问题在于，这种联系，在审美作品中，如果不是通过英雄在种种复杂多样的矛盾中去表现出来，不是与英雄的血肉生命的具体的深刻的感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没有感性支撑的英雄行为和英雄语言，势必要与日常的经验的人物完全脱节，这样的英雄，在戏剧或电影中可能还有一定的表现力，因为电影或戏剧可以让观众去欣赏英雄高大的造型、动作，甚至唱白本身就是可以满足审美的要求。但在叙事性作品中，英雄不能仅仅只有象征意味，如果仅仅建构英雄的英勇气概，构筑英雄的无畏和对敌人的仇恨，许多时候，这样的英雄人物就显得单薄了。特别是在发展到现代小说阶段，英雄已经不再单纯的“英勇事迹”的创造者了，英雄的博大和无畏是任何在他的“成长的经历”中生长出来，同样成为叙事的焦点之一，在许多现代小说中，在英雄成为英雄之后，英雄所面对着最大的困难，并不一定都是有形的生死选择，他更可能面对无形的心理压力和让他陷入重重矛盾中的心理难局，甚至他要面对和战胜自我性格中的弱点，才可能成为真正的英雄。所以，横空出世、没有内心矛盾的英雄尽管也存在于文学作品中并也可能成为经典英雄，比如神话式英雄孙悟空，比如好莱坞巨片中的某类型的大侠英雄，但复杂一点的英雄形象，或者说对更具有现代意义的英雄，往往要在面临着巨大的外在压力的时候，克服内心的恐惧和退缩，在战胜自我之后再去战胜外部的世界。
    
    
     注释：
    
     （1）丁玲 《跨到新的时代来》《文艺报》第2卷第11期 1950年
     （2）张立云 《关于写英雄人物和写“落后到转变”的问题》 《文艺报》1952年第11、12期
     （3）张立云 《关于写英雄人物和写“落后到转变”的问题》 《文艺报》1952年第11、12期
     （4）蔡田 《不同意张立云同志的论点》《文艺报》1952年第23期
     （5）周扬 《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1953年《文艺报》第19期
     （6）巴人 《遵命集》 ，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