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内幕:毛泽东听说罗瑞卿跳楼说了一句话

这时外事办副主任张彦也来电话说，他刚从康生那里回来，康生让我和蒋南翔一起去。康生的意见是，大字报可以出，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总理也指示了几条：正面讲毛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做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要负责人亲自去做工作。张彦说：先和你打个招呼，康生还要找你。

过了一会，康生就来电话了。我先讲了张彦转告的话，他说：蒋南翔已经来过了，你不来也可以。我说：陈伯达来过电话，要我讲话。康生听了表示可以。

这时，陈伯达又来电话催我。我说：“我等你。”我考虑，我一个人上台让群众一包围，我连个报信的人也没有，就找解学恭、池必卿来开会商量。我说我在台上，你们散在台下，聂元梓是太行的干部，池必卿可以做做聂的工作。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已是十二点多了。我和陈伯达联系，陈这时却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陈伯达要我去北大后开个紧急会议。(这暴露了康、陈两个人的互相勾结。)

我赶到北大临湖轩时，陆平正在主持校党委会。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也在。他们已经开过了一个八百人的党团员干部会。我先听了一段汇报，就说：“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就再开一次。”

陪我上主席台的是刘仰峤和张彦。又要开会，我讲什么?我就叫张彦再提供一些情况，传达周、康、陈的指示。我一边听一边想，心里生气，为什么把我推到台上，算啥!我请张彦先讲讲，我主持会。他不讲，我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了。

等于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在党团干部会上我讲了25分钟。后来群众概括为几条：1.不提倡写大字报；2.大字报要内外有别；3.要有领导；4.要有步骤；5.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等。

会后，我回到家里，睡不着，心里考虑，中央还未吭声，我这样做合适不合适?天还没大亮，就给少奇打了个电话，不想碰了个钉子。我刚说我在会上代表中央、包括总理讲了话，他马上顶了一句：“你不能代表!”

我赶快就说：“那怎么办?我马上写一个检讨，需要公布就公布。”

少奇说：“那也不要。”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在我这儿。这句话把我解脱了。

通过这一天的事，觉得康、陈是对我来了个突然袭击。本来我对康、陈有些看法，但当时也不敢太怀疑，因为他们都是老资格的同志。

康生对公开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欣喜若狂

5月31日，陈伯达亲自到《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社，撤了吴冷西社长的职务，宣布中央确定派工作组进驻。这是中央派的第一个工作组，而且由陈伯达宣布，并由他领导。改组后的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这篇社论实际将林彪“五一八讲话”精神公布于众。社论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6月1日，我们正在开华北工作会议，由我传达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下面递了一个条子，说是由康老那里送过来的文件。我打开一看是康生写的条子。内容是毛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

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因为时间仓促，看得很匆忙，我已记不清了。考虑到事关重大，我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

6月1日晚8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一下子火就点起来了

康生欣喜若狂，他有一次在大会上说：“大字报广播后，我感到解放了。”而大字报广播后我就十分被动，因为我在北大的讲话与毛主席的评价显然不同。

当天晚上，张承先率少数工作队员进了北京大学。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说“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而不可收。

作者名片

李雪峰，1907年生于山西永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河南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5年5月补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3年去世。党中央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称赞其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