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纳谏态度看李世民因功而骄的蜕变

唐太宗画像

    “虚己纳下”的早期

    李世民从隋末农民大起义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君主的可选择性，他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因此，在贞观初期他非常重视发挥领导核心的“共治”或“共理”的作用。在贞观早期的统治集团中，有善谋的房玄龄、善断的杜如晦、直谏的魏征、知人的王珪和精于军事的李靖等人。正如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在《长庆集论》中指出:“房、杜、王、魏之徒，议可否与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于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岂文皇(太宗)独运聪明于上哉？盖亦群下各尽其言，以宣扬发畅于天下也。”元稹认为，贞观初年的“天下大理”是李世民的领导集体“群治”的结果，这是很有见地的。

    贞观早期，李世民能够看到君主在知识、能力、阅历等方面的有限性和局限性，他认为自己并非“尽善”的完人，“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不能尽见天下之事”，所以十分重视发挥言谏的正君作用。他再三强调:“君有违失，臣需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反对“阿旨顺情，唯唯苟过”的“谀臣”。早在贞观二年，李世民问魏征:“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征答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由于李世民认识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就愚”，所以，魏征在当谏议大夫的三年中，“每犯颜切谏”，提出进谏二百多条，并被提升为秘书监。魏征病故后，李世民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他还颁布诏令，号召臣僚们以魏征为榜样，做到直谏无隐。“渐不克终”的中期贞观初年，李世民推行“安静”的治国方针，他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可是到了贞观六年，随着“大治”的实现和功业的隆盛，李世民开始有所变化。是年三月一天，李世民下朝气哼哼地回到后宫，长孙皇后问其原委，李世民大骂魏征:“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为什么要杀了这乡巴佬，李世民答:“魏征每廷辱我。”可见，对于魏征的多次直言极谏，李世民开始觉得受不了。长孙皇后连忙换上朝服，跪下向李世民表示祝贺，李世民惊问其故，她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这是一个劝说君主中“寓贬于褒”的经典案例，就是通过表扬达到批评，长孙皇后祝贺式的巧妙一谏，使李世民转怒为喜，阻止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政治错误。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李世民纳谏态度的微妙变化。

    到了贞观十一年，由于李世民的变化，一些大臣陆续上书切谏，给李世民敲警钟。魏征四次上《论时政疏》，批评李世民“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马周上疏指出:“今比年丰穰，正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这些都希望李世民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少兴“不急之务”，做到善始善终。但李世民实际上没有多少改进。贞观十二年三月，李世民亲御两仪殿，魏征当面批评说:“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

    纳谏态度的变化，反映了李世民因功而骄的蜕变。因李世民逐渐追求享受和好大喜功，贞观十三年魏征特上著名的《十渐疏》，指出:“顷年以来，稍乖曩志，渐不克终。”接着，一一列举了十种表现。这种“渐不克终”，集中地表现在李世民从清静简约到骄奢纵欲的变化上。

 “不好直言”的晚期

祈福天下　天泽作

    还有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例子，谏臣刘洎时常直言切谏，位至门下省侍中。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一意孤行亲征高丽，留刘洎辅佐皇太子李治处理朝政。李世民从辽东回来后患了痈肿，刘洎悲伤地对同僚说:“疾势如此，圣躬可忧。”不想这话以不忠之语传到李世民那里，尽管马周出来证明没那么回事，李世民仍怀疑刘洎“谋执朝衡”，遂令刘洎自杀。正如《新唐书·刘洎传》所云:“呜呼，以太宗之明，蔽于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于上，况其下哉？”谏官的如此下场，说明李世民与贞观之初的“虚己纳下”已相去甚远。

    总之，李世民晚年为自己的“丰功伟绩”所陶醉，被小人的歌功颂德所包围。于是，由他倡导的贞观谏诤终于销声匿迹了。

    从李世民纳谏态度的变化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言谏制度在贞观之初较好地发挥了正君作用，这是因为李世民认识到自己才智能力的有限，懂得了“兼听则明”的道理。李世民在纳谏问题上的态度演变，也说明言谏之艰难，不仅因为进谏与受谏双方地位不平等，言谏内容也会涉及君主的阴私、利益和尊严，常常会受到种种限制、阻挠和干扰。这里的关键是由君主自我认知和开明程度而决定的对言谏的态度，特别是在君主取得一些政绩的情况下，完善“兼听”机制更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李世民晚年有些骄奢放纵，但由于言谏机构和谏官的存在与制约，还是使其有所畏惧，有所收敛，保证了贞观之治的善始善终。

唐太宗的《百字铭》墨迹

    言谏制度作为君主专制的纠错改正机制，在特定历史时期较好地发挥了监控和正君作用，体现了制度安排方面所凝结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揭示了发达的管理分工和悠久的权力制衡理念。正如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中指出:“从前设御史台谏的官，原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它给我们的启示是，通过完善制约主要领导者权力的纠错改正机制，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的正确运用，逐步肃清封建家长制残余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