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我们民族伟大文化宝库的璀璨明珠-----《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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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贴》从文化角度看中医:
成型与深化
众所周知,医学的发展对社会文化有依赖性,传统医学尤其与古代社会文化关系密切,它既体现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哲学史,又是人文史。我们知道,中国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溯源于远古,成熟于汉代。这期间,中医也在起源、分裂、与整合中成长。同时,它对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化,及其在医疗实践中的系统性和权威性,对我们的民族心理、性格及行为方式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医学是多元文化的产物
中国古代文化以其思想源流的大致分野,可分为三个阶段:天人文化、人文文化、及大一统文化。而医学学术的产生、分野、整合、定型与这三个时期的文化影响紧密相关。
1.天人文化
天人文化指以伏羲画卦而建立《易经》天人之际的文化为基础,是原始的,质朴的,是科学而哲学的文化,并经夏商周三代演化为以易礼为中心的天人思想。
在此阶段,医巫不分,如同巫与王室的结合,医学亦掌握在帝王手中,实际上,最早的巫聪明、勇敢,是富于献身精神,有着强烈的追求真理的信念的人。他们必须具备圣人、智者的资格,博闻强记,无所不晓,而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又是他们关注的中心。于是黄帝习云师而为导引,大禹为禹步,汤以身祷于桑林,神农尝百草。作为中华民族经典的《易经》更是“人更四圣,世历三古”,经伏羲画八卦,文王为六十四卦,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受到上古、中古、下古不同时期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不同凡响的地位与作用。
(1)天人文化经典--三坟五典:此阶段的文化经典称为三坟五典,“三坟”指伏羲、黄帝、神农之书。“五典”的指称则很能说明中国文化的一些问题,如:
孔子从上古文化的代表性上认为“五典”指尧、舜、禹、商汤、周文。
阴阳家则将古史五行化,“五典”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
《吕氏春秋》亦以五行、五方规范古史,视“五典”为黄帝(居中,为土德)、伏羲(居东,为木德,称青帝)、炎帝(居南,为火德,称赤帝)、少皋(居西,为金德,称白帝)、颛顼(居北,为水德,称黑帝)。
中国文化成型期的代表作《史记》在《五帝本纪》中却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即五帝(五典)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其中黄帝为五帝之首(神话记述其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关于黄帝(图1-3),较早的文献见于《逸周书》、《国语》、《左传》等,《逸周书》说黄帝是上古时的英雄,曾协助炎帝打败了蚩尤。《左传》指出“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即黄帝部族以“云”为图腾。孔孟并不特别推崇神农、黄帝。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为五帝之首的本意恐怕与汉初黄老学术大盛无太多关联,而是大一统观念的具体体现,且看下文。
其具体记述为:黄帝娶西陵之女嫘祖为正妃,生二子青阳与昌意,昌意生子高阳,即颛顼(实为黄帝之孙)。颛顼崩,青阳之孙高辛立,即帝喾(实为黄帝之重孙)。帝喾有四妃,其子皆有天下,元妃姜螈生后稷(周祖),次妃简狄生契(殷祖),次妃庆都生帝尧,次妃常仪生帝挚。继帝喾位者为尧,继尧者为舜,舜表面上出身寒微,实际上,据司马迁推算,舜乃昌意之第七世孙,即黄帝之第八世孙。
其中有两点需要注意:一,黄帝是颛顼等四帝血缘上的先祖;二,这是一个由一位男性统帅的庞大帝国,有着无上的权威及无穷尽地对这种权威的继承。而在此之前,姜螈、简狄、庆都等都是中国感生神话中最灿烂夺目、至高无上的女性,如传说姜螈“履大人迹而生棄”(后稷);简狄“吞燕卵而生契”;修已吞薏苡而生禹……中国姓氏最早的起源与感生神话不无关联,圣人们大都“因生以赐姓”(《左传·隐八年》),故周为“姬”姓,因履大人迹而得姓;“卵”又曰“子”,故殷人姓 “子”;苡与姒同字,故禹姓“姒”……即圣人均因感而生(《说文》中曰:圣人无父),并因感应所物而得其姓。这是中国母系文化的鼎盛时期,女性是生命、种族衍化的主角,故姓氏之“姓”为“从女得生”(《说文》)。
因此,《史记》在《五帝本纪》中对历史的重新整合,意义非同寻常,影响深远,体现了大一统文化的意志与特征。
其意义有二:
1)不仅确立了黄帝在政治、文化上的正统地位,而且把不同文化因素从血缘根基上统一起来。如果说“三坟”本来代表着一种多元的文化组合,那么《史记》作为大一统政治下的产物,则故意将历史纳入黄帝的羽翼之下,将我们从伏羲、女娲的后裔变为黄帝的子孙。并为先秦业已形成的宗族意识作了一次总结,彻底结束了原始巫文化的母权时代而代之以父权时代。
2) 司马迁的另一企图是,从五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着眼,来重新评定历史。如黄帝“平定蚩尤”,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第一次部族大战和第一次一统;黄帝“置百官”,是文官体制的创立;“封禅造历”是用时间历律来约束历史等等。所以孔子对“黄帝三百年”一语的解释相当到位,即“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黄帝对中国文化的开创之功,功不可没。颛顼“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史记·五帝本纪》),不仅在文化统治上更为细致,而且在黄帝的基础上扩大了疆土。帝喾则“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帝尧在文化上更是功勋卓著,他确定历法,敬授民时,定一岁为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并且以“德”治国禅让天下,确立刑法而殛鲧等等。舜以孝德取天下,扩疆土于夷蛮,命大禹治水、命后稷播百谷以济民、使契敬敷五教、以伯夷典礼、燮典乐……至此,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及法则已全部显现,如同舞台已经搭就,剩下的就看后人的发挥与表演了。
(2)天人范畴的组合--龟钻·陈卦·枚占:在此阶段,确立了“天—人”这一中国文化最高范畴,汉人董仲舒总结为“天有十端”:天、地、阴、阳、金、木、水、火、土、人。此十端,实际上是三种文化因素的组合:①五行文化,②天地人三才及中庸文化,③阴阳文化。它们分别源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分别起源于三种不同的占卜方法:①龟钻,②陈卦,③枚占。
其中龟钻源于殷人龟卜,殷人尚五,卜有五兆,殷人居中央之地,讲究中央之帝与四方之帝,这是五行思想的发端。周人居西土,不接受五方思想,用蓍占,八卦三画,讲究天地人“三才”之学,中画又为中行,崇尚中庸思想。阴阳观源于楚人枚占,“一俯一仰为圣茭”,正是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崇尚自然天道思想的具体体现。而这三者思想的会通则充分体现了中国之道的兼容性和巨大的包容性。
天人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确定了一种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它利用中国汉字语义的多义性、模糊性、秘藏性等特点,以物喻象,取象比类,形成中医特有的“模式思维”,它思维的起点不只是概念,而且是模型;对事物的判断不仅是判断,而且是模拟;求知的方法不只是推理,而且是模式。思维方式和文化类型的确立,使得东西方在文明形成之初就打出了自己为之战斗的目标标语:西方是“认识你自己”,强调本体及个人意志的张扬;东方是“天人合一”,执著于天道与人道的和谐。
(3)医学体系的草创--三世之书:此时医分三家,正所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三世指“三世之书”(神农本草、黄帝针灸、素女脉诀)。在中国医药系统中,神农派当是经方派的起源,经由神农本草—伊尹《汤液》—《伤寒论》—《新修本草》—《本草纲目》等而蔚为成观;黄帝派当是医经派的源头,经《黄帝内经》—《难经》—《甲乙经》……而领数千年风骚;素女之书现存多为房中之书,并相传素女是黄帝的房中老师,所以素女派是房中派的开始,后游离出医家,为道教所用,且体系庞大。
这时,中医文化的另一个特色也开始显现,即神仙派的形成。从先秦到汉初的医术,称为方技,或方士医学,方士可说是宗教化的巫,追求长生不死的神仙信仰,发展出各种求仙成仙的方术,有不少方士出身的医者,称为方士医,在战国时代燕齐一带的方士将神仙学说、方技、术数与阴阳五行说融为一体,形成了方仙道,盛行于世,到了秦汉与黄老道会合更趋于成熟,主要以长生不死与得道成仙为其宗旨,与原始巫术医学有一定的关联性。周晚期的仙道,主要可以分为行气、药饵、宝精三种系统,即导引行气、服食炼养与房中益精等养生技术,着重于内修与外养,有了成套的养生思想,为医疗经验的建构打造出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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