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的坎坷人生

　　《民主与法制》
　　叶永烈
　　弱女子的肩上挑着三副重担她，瘦削，戴着银丝眼镜，一头直梳短发，一件灰白相间的上衣。“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这么自我评价。
　　文弱、质朴、个性刚强的她，并没有桀骜锋利的外表。过度的劳累，使她的脸色变得苍白。
　　她的肩上压着三副重担——教学，写作，生活。
　　她是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她要备课、讲课；她是作家，她写了一部又一部长篇小说；她是单身女子，事无巨细全得亲自动手。
　　只有壮实的体魄，才能承受如此沉重的负荷。不料，一场肝炎，使她虚弱的身体更为虚弱。后来，她终于走出肝炎的阴影，然而她的体质仍是孱弱的。
　　她却外弱内刚。她以超乎常人的毅力，挑着那三副沉重的担子日夜兼程。
　　在上海知识界，她是个不多见的“女烟民”。她坐在临窗的书桌前，不断地吞云吐雾，跟我聊着。她的烟瘾颇重。这一小小的生活细节，反映出她在非常压抑的重负下生活，借助于浓辣的烟味和闻捷在苦难中相恋“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戴厚英一腔深情，谈起了与闻捷相识成朋友、相爱成恋人的过程。她的话，常常因悲戚而停顿。只有她的原话，才是最准确的叙述，才是她心中的闻捷形象的最精确的显影。
　　戴厚英对笔者如是说：“他入党那年，我刚刚生下来——我们整整相差15岁。过去，我们不认识。“1961年，他调到上海作协，但是长年累月在苏北农村深入生活。我虽然也在上海作协，但很少见到他。1964年，他调到《海港》剧组工作，有时开会遇见他，但是没有任何交往。“1968年，他被撵出‘样板戏，剧组——《海港》组，到本单位接受群众审查、批判，我才认识他。“对闻捷审查了一个多月，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不久闻捷被隔离，关押在上海少年管教所（当时用来关押运动中的审查对象）。“没多久，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闻捷的妻子杜芳梅受迫害自杀了！“当时，闻捷并不知道妻子的惨死。作协领导又派我和另一位同志上少年管教所，把杜芳梅的死讯告诉他。他悲痛极了。”
　　那一段时间，她对闻捷开始有所了解，但只是工作上的接触而已。“1969年，‘一号通令’下达。我们被赶到上海郊区奉贤县的‘文化系统五·七干校’。闻捷也放出来了。我们在一起劳动，接触渐渐多起来了。“他给我的印象是，虽然46岁的人了，性格却像个孩子。他对一切人信任。
　　他很少说哪一个人坏。“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爱得那么深。在我的面前，他从不掩饰自己对妻子的深切怀念。“随着我们感情的加深，他更是经常谈到死去的妻子。这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他非常天真、纯洁，从不会伪装自己。他毫无顾忌地在自己以后的恋人面前谈到对过去的妻子的怀念。他是这样做的。他这样做，并没有使我对他感到不满，反而使我更加理解他是怎么爱的。“1970年9月，当我们的感情不断加深时，我对他说，我要读完他的全部作品，才能正式决定我们的关系。“我一气读了几天。我被他的诗所征服。我觉得，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他是一个不可代替的人。在他的同辈诗人之中，贺敬之、李季、郭小川等各有特色，而闻捷的诗，具有自己的特点，是别人所不能替代的。他的诗，洋溢着孩子般的对生活纯真的爱！“诗如其人。人如其诗。我爱其诗。我爱其人。“我们在苦难中相恋了。”在诗人的血泊中站起来的作家那是在特殊时期以特殊方式进行的恋爱。
　　戴厚英回忆说：“在干校，两个星期有半天整理内务的时间，成了我们快乐的节日。我们跑到七八里路以外的海边去，拾黄泥螺，泥水湿了裤腿。或者跑到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去，穿着破破烂烂、满是补丁的‘干校服’，喝一碗豆腐汤，便高兴得不得了。“在那样的时候，很多人都受压抑，内心非常痛苦。有的人自己得不到幸福，也不许别人得到幸福。“有人打小报告。张春桥在一份白头简报上，作了‘批示’。于是，大祸临头了！“那是一个非常时期。我和闻捷的恋爱，实际上是寻求非常的支持和安慰。而这样的恋爱，需要有非常的勇气。我当时才33岁。我不是具备非常勇气的女性。
　　但是，也正因为那一次受那么大的刺激以后，使我具有一点比常人更大的勇气。所以，我以为所有的强者都是弱者变的。看出了软弱是没有用处的，看出了妥协和退让是没有用处的，慢慢地就会坚强起来。“闻捷死了——他是在家里自杀的！他才48岁！“我病倒了，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当时住在作协食堂楼中的一个小房间里，开着窗。会议厅里的‘声讨会’，听得清清楚楚。一位女友——一个很老实的女人，在我的床前，整整守候了7天7夜！我不停地抽烟，一天能抽两包烟。我不断地讲，不断地抽烟，不断地想，不断地哭……“我没有死。因为我从闻捷的死看出，死是没有用的。我把痛苦埋在心中……“我非常怀念闻捷。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遇见过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长时间的静穆。她又点燃了一根香烟，大口大口地抽着。
　　戴厚英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她与闻捷恋爱时的所有来往信件，在闻捷死去时，全被查抄而去，至今下落不明。
　　戴厚英很想得到这批珍贵的信件，以作那场刻骨铭心的恋爱的永久的纪念。
　　孤寂的作家生涯1960年，戴厚英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在上海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她怎么会开始写长篇小说《诗人之死》的呢？我向她提出这一问题。
　　戴厚英回答道：“那是在1978年，我的一位女朋友研究闻捷作品，要我写关于闻捷的回忆。我就写信给她，信中写了关于闻捷的回忆。信是写在练习簿上的。前后写了7封信，用掉了三四本练习簿。“写了那些长信之后，意犹未尽，我就想以小说形式写闻捷之死。就这样，写出了《诗人之死》。我从研究文学理论，转向文学创作。”
　　从1979年起，她调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后来，又调往上海大学中文系任教。于是，从事小说创作成了她的教余爱好。
　　《诗人之死》几经周折之后终于付梓。这部作品是戴厚英对她心中积蓄太久太重的创痛的一种倾诉，是“抚着伤口的痛哭”。继《诗人之死》后，她又创作了《人啊，人！》，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这部作品在研究人、剖析人、表现人方面，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从1978年算起，到戴厚英突离人世，她走过了18年的文学创作之路。
　　在这18年中，体弱多病的她，在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写了这样多的作品，是很不容易的。她是很努力的。
　　如果不是厄运从天而降，她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戴厚英的作品，往往取材于自身的经历。也就是说，她属于“写自我”一类的作家。她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生活三部曲”中，其实写的就是她自己的生活。她能够这样写下去，不能不说，她坎坷的经历给她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生活中的磨难，竟成了她创作的源泉。
　　在讲坛上，她则滔滔不绝。她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在上海大学，她开的选修课，听课学生极多，往往挤得走道上都坐满学生。
　　她是一位“平民作家”、“百姓作家”。她自己是平民，写百姓，写家乡，她对百姓的苦难寄托了深深的同情。
　　正因为这样，她在课堂上受学生欢迎，她的作品在社会上受百姓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