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的为人

　　我同梅兰芳有五十年的交情，在一间屋中，共同用功工作也有二十年之久，对于他的性情品行，知道得相当清楚。之所以清楚者，不只因为相处甚久，而且也曾经详细留神，严格审察过。为什么要这样详细审察呢？这无妨连带谈几句。吾国社会中有一种传统的思想，以往不必谈，明清两朝，几百年的风俗，凡是正人君子，都不肯与戏界人来往——尤不敢与唱旦角的熟识，免招物议。我在宣统二年（1911年——编者注），就认识他，但无来往，只是看了他的戏，给他写信，发表我的意见，大致总是说，该戏演得某处好，某处不大对，应该怎样演法等等这些话。最初写信，不过好玩的性质，他彼时已很有名，对于我这一位不十分相熟的外行的信，不见得能够重视。没想到下一次再演，我又去看，他完全照我些的改过来了。这一来，把我的兴趣引起来了，以后写过七八十封信，他还都保存着。有一部分粘在册上，存于国剧学会。

　　我自民国二年（1913年——编者注）以后，便天天到他家去，然不过谈谈旧戏的规矩情形，没有给他编过戏，意思就是我要看一看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演戏的天分，自是很高，然倘人格不够高尚，也不值得帮忙。因有两三年以上的工夫，所以查看得很清楚，不但他本人，连他的家庭也都很好，我才决定帮他的忙。最初替他编出了一出《牢狱鸳鸯》，一演而红。又编了出《嫦娥奔月》，不但设法替他创制古装，且为他安了舞的身段。因为既创出古装，就一定要编出几出《红楼梦》的戏，第一出即《黛玉葬花》。这两出戏，一因是古装，二因有舞，于是大红而特红，每次演唱必卖满座。其实叫座能力所以那样大者，固然因为是新戏，也确是他本人叫座能力特别大。只这两出戏，每次到上海就能赚三万多元钱。一次我二人闲谈，他颇有想送我一笔款，报答我之意。我说您不必动这种心思，向来外界人对于戏界人，约分两种，一是在戏界人身上花钱的，一是花戏界人钱的。我们二人是道义交，我不给您钱，也不要您的钱，只是凭精神力气帮您点忙而已。后来又有一次，他同我说，我的声名，可以说是您一个人给我捧起来的。我说，话不是这样说法，编几出新戏，固然于您很有益处，但仍是靠您自己的艺术能力。比方一样的一出戏，您演出去，就可以卖一块钱一张票，倘是我自己扮上，上台一演，恐怕两个铜板，也没有人来看。再说，您出名，我固然有点力量，可是我的声名，也蒙您给带起来，所以现在知道您的人，大多数都知道我，如此说来，我也应谢谢您。他说，那也不然，您出名是您的著作，对于社会的奉献，与我没什么相干。以上乃我们平常谈话的一些情形，我为什么些这个呢？大家由此可以知道，他为人谦虚而恭谨。

　　他讲信用的地方很多，最浅显最常见的，是演义务戏。北平的风气，为办慈善事业或学校等，常常找戏界人演义务戏，演员无报酬，又可以卖大价，倘办得好，颇能赚钱。不过戏界人，虽明处不要钱，但开帐时，场面、跟包、配角等等，所开之价总比平常加倍还多，暗中自然就把主角应得之数，开在帐里了。就是主角不是自动如此，他的办事人，也要这样做。因此闹得开支很多，赚钱有限，且有赔钱而很狼狈的。这种情形，戏界人人知之，常当戏提调之人（在演出中负责安排戏码、分配演员的总管——编者注）也都知道。此外知道的人就很少了。梅则不如此，规模太小之义务戏他不演，他既答应演义务戏，则一文不要，自己跟包人，自己给钱，其余配角由义务办事人自己接洽，以昭信用。前边所说规模太小之义务戏，系指办一小学等等，他如果答应这种，则他一生之中只能专演义务戏，无法再演买卖戏，因为求他之人太多，且有许多借端图利之人，所以无法答应也。至于大规模或本戏界之义务戏，则他永远站在前边，盖民国六七年后，老辈如谭鑫培等去世之后，叫座能力以梅居首，所以他永远倡头举办。他到上海之后，也要赶回北平出演。后几年不能回平，他便在上海约各角合演，所得之款，一半给上海本界贫人，一半汇寄北平。

　　次谈他的自爱。民国以前不必谈，民国以后，北方有些军阀，固然也是捧唱戏的，可是给有名之角为难的地方很多。闹得丑声也很多，彼时的名角，也确有一二不自爱之人。所以有如此情形者，所不规则的军阀，大概大家还都知道，而这些军阀的部下，依势凌人者更多，狐假虎威的气势，尤难对付。梅则对付得不错，他常说，命我唱戏，因为我是这行，当然非唱不可，且永是规规矩矩地唱，至于给钱与否，既然不能抵抗，也就满不介意。惟独他们要找我去，同他们吃吃喝喝、打麻将、叫妓女等等的事情去鬼混，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干。因此所有的军阀，也没有逼迫他，大概也是因为他名气太大，倘闹得天下皆知，于他们有所顾忌。然梅之屏挡，也真不容易，此足见他自爱。

　　再谈他的气节。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以溥仪为傀儡，在东三省成立“满洲国”。在未成立前，日本人差使中国人来找他，请他于“满洲国”成立之日去演几天戏，以志庆祝，戏价定极力从优，安全绝对保险。他当然不去。如此交涉了几次，这个中国人说，你们梅府上，三辈都受过清朝的恩典，是人人知道，如今又成立新政府，你们自然应该前去庆祝，且此与演一次堂会戏也没什么分别，有何不可去呢？梅回答得很好，他说：这话不应该这样说法，清朝已经让位，溥仪先生不过一个中国国民，倘他以中国国民得资格，庆寿演戏，我当然可以参加。如今他在敌人手下，另成立一国，是与我们的国家立于敌对的地位，乃我国之仇，我怎么能够给仇人去演戏呢？过几个月，有苏俄教育部约梅兰芳前去演戏，所有条件都谈妥，预定前往苏俄之期，既“满洲国”成立之时。梅对我说，由北平往苏俄，势必经过“满洲国”，倘被他们强留住，演几天戏，是无法抵抗的。其实平平常常，演几天戏，也算不了什么，但他们的名义，一定是庆贺“满洲国”成立，日本人必借此大事宣传，于我实在合不来，苏俄此行，只好作罢。后又经几次接洽，结果规定了所有配角等等二十余人由北平乘火车，经东三省赴苏俄，兰芳则一人由上海乘苏俄轮船，直赴海参崴前往。这些情形，日本人当然尽知，然苏俄船在日本靠岸时，日本人给梅还开了一次欢迎会，这当然时日本人的手段，故意表示友好，然此却可见梅之气节。

　　还有一件，就是日寇时代，梅留须躲于香港。此事几乎人人知道，但其中较详细的经过，则知者甚少，亦可略谈几句。当日本未占北平之前，梅曾与我写信，请我到上海去住，他说北平怕不保险。我给他回信，说上海也不会安定。但他却认为上海是各国租界，在南京政府未迁移之前，他总认为上海是可靠的，所以毫无搬移的心思。恰政府往西一移，他才有移动之心。想追随政府，然政府无确定地点，未便移动，后政府决定设在重庆之后，他想去可就是不容易了，一则交通已不方便，二则日本对他早已注意，想往重庆，恐怕是万不可能的事情了。日军初到上海，他尚可安居，后来日本势力延伸到租界之中，他看情形不好，才想迁往香港。未迁之前，有人同他说，日本人对你向来非常友好，何必迁居呢？梅说：日本人对我自是很好，但对于我们的国家，则太可恨了，有什么理由，不管国家，只管自己呢？所以他决定躲到香港。自日本人占了北平，到日本投降，八年之中，我没有和他通过信，但因为小儿焕也逃到香港，就住在他家，约二三年之久，他们二人常常商量同往重庆，但彼时虽然能去，而已不能畅通，有时路间还要走一段，他自然很畏怯，迟延迟延，结果小儿焕自己先去，并商定由小儿到重庆，看情形替他布置，他再前去。结果越来越困难，致未去成。此他未去重庆，停留香港之实在情形也。当然他左右，也有阻拦他的人，此处不必多赘了。